第二次审判仍是那三条罪状的又一次复核，这一次黑娃激烈而坚决地拒绝第二条和第三条罪状，只对第一条中所列举的土匪行径部分承认。他毫不含糊地向法官申明：“滋水县保安团的起义是鹿兆鹏策划的，由我发起实施的，从提出起义到起义获得胜利的整个过程，都是由我领导的；西安四周距城最近的七八个县里头，滋水县是唯一一个没有动刀动枪成功举行起义的一个县，我从来也没敢说过我对革命有过功劳，我现在提说这件事是想请你们问一问秦书记和白县长，我的起义能不能折掉当土匪的罪过？至于第二第三条列举的罪状，完全是误会……”
黑娃的这一席申辩，事实上加速了他的案子的归结。三天后接连的第三次审讯，只是履行了一个宣判审讯结果的简单程序，三条罪状全部取证充分，黑娃的辩解反而成为可笑的抵赖。黑娃在听到判处死刑的宣判时哑然闭口，法官问他还有什么话说，他摇了摇头。黑娃再被押回监狱后换了一间房子，密闭的墙壁上只开了一个可以塞进一只中号黄碗的洞，脚腕上被砸上了生铁铸成的铁镣。两天后，他的妻子高玉凤领着独生儿子前来探望，这是自他被囚二十多天以来见到的唯一一位探监的人。他透过那个递进取出饭碗的洞孔，只能看见妻子大半个脸孔，脸面上一满是泪水和清涕，嘴巴说不出话，只是张了又合，合了又张，像从水里捞出来扔到沙滩上的鲇鱼的嘴。黑娃说：“你要去寻兆鹏。你寻不着，你死了的话，由儿子接着寻。”高玉凤这时才哇地一声哭出来，随之把儿子抱扶起来。他看见洞孔里嵌着儿子的小脸蛋，叫出了一声“爸爸”。黑娃突然转过身，他不忍心看见那张酷似自己的眉眼，便像一棵被齐根锯断的树干一样栽倒下去。
白嘉轩得悉黑娃被囚禁的消息，竟然惊慌失措起来。第二天鸡啼起身，背着褡裢下了白鹿原。佝偻着腰小心翼翼踏上滋水河上的木板桥时，有人认出他是解放后第一任滋水县县长的父亲，恭敬地伸出双手搀扶他过桥。白嘉轩挥动手杖，打开了那双搀扶的手，头也不抬踏上了吱扭作响的独木桥。他走进儿子白孝文的办公室时，扬起脑袋，满脸肃杀，语言端出直入：“我愿意担保黑娃！”白孝文愣怔了一下，又释然笑了。从父亲肩头卸下粗线织成的“白记”褡裢，扶着父亲在椅子上坐下，倒下一杯茶。这是他荣任县长以来第一次在县城接待父亲，倍觉欢悦。正月十五县城用传统的焰火放花欢度新中国第一个元宵节的时候，他曾邀请父亲和弟弟以及弟媳们到县城去观赏，结果父亲没来，也禁住了弟弟和弟媳。白嘉轩捏着茶杯又重复一遍：“我今日专意担保黑娃来咧。”白孝文却哈哈一笑：“新政府不瞅人情面子，该判的就判，不该判的一个也不冤枉，你说的哪朝哪代的老话呀！”白嘉轩很反感儿子的笑声和轻淡的态度：“黑娃不是跟你一搭起事来吗？容不下他当县长，还不能容他回原上种地务庄稼？”白孝文突地变脸：“爸！你再不敢乱说乱问，你不懂人民政府的新政策。你乱说乱问违反政策。”屋子里的干部出出进进，忙忙碌碌向白县长汇报请示。白嘉轩还是忍不住说：“这黑娃学好了。人学好了就该容得。”白孝文对父亲说：“你先到我宿舍歇下，我下班以后再陪你啊爸！”
镇压黑娃的集会是白鹿原上乡民现存记忆中最浩大的一次。时间选择在农历二月二龙抬头白鹿镇传统的古会日。消息早在三天之前，就从滋水县人民政府发出，通过刚刚成立的白鹿乡人民政府传达到各个村庄，乡民们迫不及待地掐算着古会会日。遵照县政府的指示，乡政府的几个干部夜以继日奔跑在各个村庄，通知各村的男女老少一律不许自由行动，擅自逛会，要由村干部和民兵队长召集排队前往。村民们从来也没有列队行进过，不是挤成圪塔就是断了序列。胳膊上扎着红袖筒的民兵推推搡搡，把那些扭七趔八站着蹲着的男女推到应该站的位置上去。好多村子还没有置备下红旗，于是仍然把往年给三官庙送香火时用的花边龙旗撑出来，只是撕掉了龙的图形贴上了村庄的名字。会场设在白鹿镇南边与小学校之间的空场上，各个村子的队伍按照灰线划定的区域安顿下来。当一队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押着三个死刑犯登上临时搭成的戏台以后，整个会场便潮涌起来，此前为整顿秩序的一切努力都宣告白费。
黑娃在被押到台上的时候，才知道和他一起被处决的还有岳维山和田福贤。他被卸下脚镣，推出那间只有一个洞孔的囚室时，就想到了生之即止。随之又被反缚了胳膊，推上一挂马车，由四个解放军押着半夜里上路。马车驶上白鹿原时，天色微曙。凭感觉，他准确地判断出回到原上了，忍不住说：“能让我躺到我的原上算万幸了！”他站在台口，微微低垂着头，胸脯里憋闷难抑，转过身急嘟嘟地对坐在主席台正中的白孝文说：“我不能跟他俩一路挨枪，请你把我单独执行，我只求你这一件事！”没有人搭理他。他被押解的战士使劲扭过来。黑娃就深深地低下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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